今天，我从市场的角度，谈谈古籍善本的收藏。谈到市场，就要说说书源，即得书的渠道。古往今来，得书有这么几个渠道：
一、古籍书店。1951年国家开始公私合营，各地的古籍书店大量合并。按照相关规定，每个城市基本上保留一家，比如北京的中国书店、上海的博古斋、天津的古籍书店。北京260多家旧书店合并
二、从私家收购。中国历代公藏和私藏并存。公家有公储，但是中国以私家藏书为主，私家藏书反而是社会的主体。历代藏书的变迁，让很多书有了不同的转换，像天一阁这样460多年一直延续下来的毕竟只有这一家。大多数藏书家都是经过几代或者一代就转换了。一旦转换出来，市场就可以购买。藏书家往往是以来自于前代藏书家的旧藏为主体，这就是藏书递传。但是，这一渠道到现在比较难了。上世纪50年代以后，国家提倡公藏。私人手中大部分的书或捐或卖，都流入了各大公共图书馆。今天这些图书馆里主体的古籍善本部分，大部分来源于某几家。今日市场上还有一些书源，是来自于“文革”的退赔。1974年，按照周恩来的指示，一些抄家来的古书开始退回给本人。由于被抄家者在那个时代成分都比较高，房产大部分被没收了，这些书没有地方放。这一些流传到今天，比如大家看到的盖着上海图书馆退还章的书，大部分属于这一类。这是一个私家买书的渠道，现在这些书大部分上了拍卖会。
三、网络交易。网络交易涉及到诚信问题。古籍善本价格很高，在网络交易上不是主体。虽然有网络交易，比如像孔夫子网，大部分的交易是普通古籍，善本比较少。
四、拍卖市场。拍卖市场是今天的主体。古书的拍卖从1993年开始，是中国书店举办的。不过，那一场从严格意义上讲还谈不上拍卖。因为相关的法律没有健全起来，没有拍卖师资格，也没有成立拍卖行。严格意义上讲，第一场拍卖会是中国嘉德公司举办的。
嘉德公司成立于1993年，1994年秋举行了第一场拍卖，其中有古籍专场，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。我去看了预展。当时它不被认可，因为它的价格大概是市场平均价的10倍，太离谱了。大概两三年后，大家就适应了这个市场。所有的卖家都希望把自己藏书利益最大化，那么竞买是一个好的方式，私下卖最担心卖便宜了，所以要上拍。买家资讯因为没有办法发达到能够找到任何一个卖家，而拍卖公司能够把这些不同的卖家找到一起，由买家来自由选择，逐渐地，拍卖会成了主渠道。到今天为止，国内有25家拍卖公司参与过古籍善本的拍卖，常年举办春秋大拍的有15家。
因为时间关系，我用嘉德公司2008年秋拍的古籍大拍作为实例，讲讲古今善本观念之间的差异和今日市场的情况。主要说说宋元本、稿抄校本和活字本。
宋元本
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是宋咸淳元年建宁府建宁书院刻的递修本。
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宋咸淳元年建宁府建安书院刻元明递修本 二册
讲到宋版就涉及到藏书观，宋版书是藏书家最看中的，包括现在的各个公共图书馆。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版刻印刷，发明时间虽然有不同的说法，但是我们今天见到的书籍刻本的祖本基本上都是宋刻本。
大家知道，中国语言是以元音发音为主的一个语系，同音不同义的字必然很多；中国文字是表意文字系统，几笔之差可能意思就完全不同。所以，中国的古书随着不断翻刻，不断产生错误，这跟西方书不同。中国古籍版本校勘学很发达也是这个原因。举个例子，我写篇文章，然后请大家传抄，20人之后把最后一个人抄写的跟我的原本比对。越跟我接近的本子，它的错误越少；越远的错误越多。它是累加式的、递进式的。想校勘后来本子的错误，就只有得到最早的本子。
宋版书因为是刻本的祖本，所以受到了历代藏书家的重视。中国最早开始重视宋版书，是从明末开始的，从钱谦益、钱曾一路下来这么一个系统。这个系统到今天为止成为了藏书的主流观念，各大图书馆基本上是以自己馆藏多少宋本书来表明收藏水准的高低，它是一个衡量标准。
时至今日，能见到的宋版书，尤其是好的宋本书，凤毛麟角。像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残本，今天来说已经是很不错的了。这部书的宋本流传到今天的，只有上海图书馆有全本，国内其他各家馆藏的都是残本。再看看这部书的卷数，如果跟各大图书馆藏的不重复，意义就更大了。这两本残本的底价是30万元，最后成交价是40万元。40万元再加12%的佣金，是买主实际要支付的费用。
《吕大著增注点校三刘东汉详节三十卷》宋刻本配元刻本 九册
《吴兴刘氏嘉业堂善本书影》卷 二著录
《吕大著增注点校三刘东汉详节》：拍卖图录注明是宋刻本，但有争议。日本把它著录为宋刻巾箱本，国内的《善本总目》把它著录为元刻本。这个元刻本只有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残本。这部书从版刻角度上讲很一般，但它是孤本。孤本就是唯一存世的。国内著录的唯一一部书称为海内孤本，世界范围内没著录者称为海内外孤本。这个虽然有著录，但是国家图书馆藏这部书的1-6卷，而全书是30卷。拍品是该书的后面部分9-30卷。经过比勘，它与国家图书馆藏的是同一部书，二者加起来大概还缺一册，这书就全了。虽然是残本，但是孤本，所以价值还是很大。
此书原归嘉业堂庋藏。嘉业堂是民国年间中国第一大藏书家刘承干的堂号，现在在浙江南浔，成为浙江图书馆的一个分馆。他的善本部分流传下来的大部分归了台湾中央图书馆。他当年出了一个《嘉业堂善本书影》，把嘉业堂最好的本子出了一个图录，该书图录上有。
从这儿引出一个话题，就是关于名家旧藏，像嘉业堂这样著名藏书楼的旧藏之物就可称为名家旧藏。中国历代藏书讲究流传有序，这种递传的前提就是曾经经过名家收藏，名家到名家累叠起来称之为名家递藏，到今天为止无论公藏还是私藏依然还很在意这类旧藏。个中原因，不仅只是一个名目而已，最重要的是通过收藏他的书，能完整地研究他的藏书思路和藏书思想。这部书以65万成交，不包含佣金。
《古今韵会举要》：按著录来说是元刻明修本。这就产生一个递修本的概念。中国古书98%以上都是木刻版，一般是用梨木或者枣木刻一套板子。由于资本主义萌芽期时间很短，中国只在明万历年间的几十年，市场商品的交换与流通较为发达，余外的历史长河里这方面都不很发达。所以，中国的刻书，除了坊刻书之外，私人刻书绝大多数是家刻本，就是放在家里面的这套板子不断地刷印。板子放在家里也许刷印了很多年。古人还有买卖书板的情况，尤其在明代，这种书板买卖很频繁。别人刻一套板子，买来之后改成自己家的堂号再接着印。所以，中国古籍著录上有很多不同的堂号刻版。把这些书放在一起比，会发现完全是一套板子，除了堂号不同，其他的东西都一样。
递修本还有一个情况，是宋、元、明历代之间书板的递传，通过买卖或者转让以及战争的掠夺等传递。古人藏书不是很看重递修本，比如说宋刻元明递修本，到明修，它只能是明印。最初开始注重递修本的是民国时候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。他为了出版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，广泛收集国内史部藏书的不同版本。他最初的想法是用最好的版本出版一部《二十四史》，但是通过收集，发现很难找到每一种书的祖本。他就通过不同的比配，比如没有宋本就用一个元本配，元本再不够了，就用明抄本配，找到每一部书的最早的本子。在这过程中，他还发觉，递修本每一部几乎都不同。因为当古人得到一套书板来印刷，印刷的过程中发现其中几块板印烂了，就随便再找一个不同的本子补刻在里面接着印刷，因为它不能缺页。寻找到的本子，涉及到个人学识问题、财力问题，不能保证找到的都是最好的本子。如果不是，这个递修本就差。张元济突然意识到，递修本是值得研究的，不能一概否定。他为了出版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，结果写出来了《校史随笔》这本书。这部书是一个标志，它代表一种学术观念，从此否定了前人认为递修本是没有价值的痼习，之后递修本才被藏书界看重。今天在全国善本书目或者珍贵古籍名录著录中，递修本是作为善本或者珍贵古籍来著录的。
《经律异相》北宋崇宁二年福州等觉寺刻万寿大藏本经折装 一册
这部书是万历年间许国城得到书板，自己加了一篇序言后重新刷印的。这部一共6册30卷的全本，仅以8万元的底价成交。这源于对递修本认识的不同。
《崇宁藏》是一件佛经。佛经历代都有单刻本，从唐代开始，人们把各种佛教总集称之为“一切经”或者“大藏经”，它是一个专门名词。大藏经和单刻经不同，区分的方式很简单：所有的大藏经都有千字文编号。此书的书影从右数第4行，在最下面的单独一个字就是千字文编号。单刻经一般不带。但是这句话是不可逆的：不是说凡带有千字文编号的佛经都是大藏经零本。
大藏经从宋代开始刊刻，一直到民国年间还有刊刻者。按照童玮先生的说法，自古至今有22部大藏经。因为统计方式不一样，有的时候，比如武林藏是否存在还有争议，总而言之，有20多部大藏经。每部大藏经的量都很大，一般要有六七千卷以上。历代藏书家对佛经不重视，包括大藏经这种完整的经以前也不受重视。因为中国从唐代开始，包括韩愈、柳宗元等大家拒佛，认为佛教的教理对传统的儒家观念是一种冲击，历代正统的藏书家的藏书目录中都不著录佛经。真正对于佛经的研究是近百年的事情，主要是从日本的一些学者开始，加上欧美的汉学家也研究，大藏经才受到了重视。比如说近年对于元官藏的新的发现，成了文献界的大事件。但是国内的研究大约只有20多年。
近年出现在国内市场上的佛经零种，尤其是早期的，大部分来源于日本。因为日本近几百年来没有受到大的侵略，还有就是他们一直遵奉汉文化，自唐宋以来，引进了中国很多书籍包括佛经。有些书在中国失传了，在日本仍有流传。另外，“二战”结束以后，按照雅尔塔会议的决定，宗教财产不在清算之列，因而日本有很多东西在寺庙里保存得比较好，这些佛经零本都是从寺庙中慢慢散失出来的。
这件《崇宁藏》是经折装。在此之前，大部分的大藏经比如“开宝藏”都是卷轴装的形式。除甲骨兽片外，中国早期的古书是书写在竹简上的，用皮绳串起来。古人讲“韦编三绝”，指的就是多次翻阅古书令连接竹简的皮绳都翻断了。到了东汉蔡伦发明了纸，仍然是将纸张一页页地首尾相接，像竹简一卷卷地卷起来。中国第一部大藏经――“开宝藏”和后来翻刻的“高丽藏”、“契丹藏”等都是卷轴装。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卷轴装改为经折装的大藏经就是这个崇宁藏。它在中国古籍装帧史上是有着标志性的一件拍品。最初的一板一般是36行，每一板一般是折成六个半页。这是它的特点。跟它相同的这种经折装方式只有《毗卢藏》，剩下的几个比如《圆觉藏》都改了，改成了每板30行每行五个半折页，所以它还是很特殊的大板。
这部经上还有很多斑点。这些斑点是被虫蛀以后的修复。这种虫蛀是来自于日本藏经的一个标志，因为日本相对来说气候比较潮湿。中国留下的经文几乎没有被虫蛀。它的右上角有一个圆的印章，是日本很有名的藏经寺――三胜寺的一个藏章。它以9万元起拍，20万元成交。
开元寺本的《毗卢藏》相对来说更重要。因为它前面有一个题记下的落款，从右数小字起第3行，说明了大藏经印版第五百余函，“时崇宁二年二月某日谨题”，有确切的年款――崇宁二年。中国古书流传到今天，宋本有北宋确切纪年的书很少，就是佛经之外的宋版书中也没有几部。日本学者认为，我们今天著录的北宋本书实际大多都是南宋本。告诉大家，带有北宋年款的书，今天能够见到的，基本上就是佛经，而以崇宁藏为主。但是崇宁藏到现在为止，不管是国内国外，没有任何一个馆存有全本，都是零本。这一件拍到了17万。
稿抄校本
稿抄校本是稿本、校本、抄本的简称，有人统称为写本。这个称呼有些问题，因为古书在诞生之时，没有刻本的时候都是写的，如果叫写本都涵盖了。后来为了区分，把宋本之前的东西称之为写本。宋本之后就是有了刻本之后，写本分成三类，就是抄本、稿本和校本。
这场拍卖会比较重要的稿抄校本大部分来自于潘重规。潘重规是当代著名学者，前年去世。他是黄侃的学生和女婿，国学大家，后来去了台湾，晚年又研究敦煌又研究《红楼梦》，都有建树。这批书共70多部，去世之后被嘉德拿到。
明嘉靖年间刻的《金薤琳琅》，流传不多，现在只有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、北京文物局藏有该版，比较稀见，更难得的是上面的题记。批字最重要的是叶树廉。叶家是一个比较大的藏书世家，宋代开始叶梦得是宋代有详录的最早的藏书家了，叶树廉是他的后人，在清初也是名气极大的藏书家。清代孙从添的《藏书纪要》说“余见叶树廉藏本校对精研，钱遵王虽装帧豪华不及其也”。钱遵王是藏书大家，钱谦益的族孙，钱谦益把自己的旧藏全部转赠给了他，再加上他自己的藏书，在清代是数一数二的人物。即使如此，孙从添认为叶树廉比他高，讲校勘精整还是叶树廉。叶树廉去世之后，他的书大部分都归了孙从添。有这样一个递传，他才对叶树廉有较深的认识和研究。
《金薤琳琅二十卷》，明都穆撰 明嘉靖间刻本 叶树廉、叶德辉跋 六册
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六著录
叶树廉的批校本流传下来很少。这里面还有叶德辉，他是叶树廉的后人，在民国年间也算一流的藏书家。这本书从内容上讲也很重要，是金石目录类里的一部名著。嘉靖本也是这部书的第一个刻本。上面有很多钤章，属于从大家到大家的递传之物。6册书从8万元起拍卖到了22万。
《默斋遗稿》：清初赵氏小山堂抄本。这个抄本的重要性在哪里？这部书书口写着“小山堂抄本”，这是清初赵氏小山堂，而非清晚期的小山堂。小山堂是康乾期间杭州赵昱、赵信兄弟俩共同的藏书室号，这两人被称为杭州“二林”，是清代著名的研究《水经注》的专家赵一清的儿子。全祖望写的《小山堂藏书记》，曾谈到“即日浙中藏书之富，仅以仁和谷林为最”。谷林就是赵昱的字。
小山堂的书是有递传的，和祁氏澹生堂是亲戚。赵昱的母亲朱夫人是祁彪佳的外孙女，所以小山堂藏有很多澹生堂的书。
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，在全国征书。浙江巡抚找小山堂的旧藏就找不到。他在乾隆三十八年给皇帝写了一个奏折说：“查向氏珍爱阁，赵氏小山堂等，后嗣式微，不能保守……至小山堂近在省城，当委杭州知府彭永年督同县学各官，亲向赵氏小孙细问原委，实因家业日替，旧藏书籍或已售卖，或已遗失，容俟加紧寻觅。”乾隆年离现在又有300多年历史了，这种东西能出来，可知它的重要性。它以8万元的底价成交，说明稿抄校本在今天的藏书市场仍然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。大家一是觉得难懂，第二是难认。
《云根山馆诗集》是清代左庸的稿本。他没有什么名气，是袁枚的男弟子。袁枚却是乾隆时候很有名的才子，有一个很有名的掌故，他招收了很多女弟子，有人说有33个。这在那个时代是很破俗的一件事。但袁枚女弟子手迹留下来的极少，这部书就保留了很多这些女弟子的手迹。
袁枚给左庸写了一个序言，还找到姚鼐写了一个题诗。最重要的是诗后面附着一大堆的名人题跋，其中袁枚的女弟子大约有18位，鲍之兰、鲍之蕙、汪玉轸、王倩等每人给他和了一首诗，这肯定是袁枚命令的。这本书就是文学史上这一段有趣的佳话的实证。袁枚女弟子的手迹，集中在一本书里面，至今是第一次见。一册薄薄的小册子以20万元成交，我认为很有价值。
藏书过去有两类玩法：一类看重它的学术价值，一类重它的趣味性。今天又多了一类，就是从书史角度上来研究藏书，这是古人不重视的。任何一本书都有两种属性，一是物理属性。流传至今的书籍大部分是纸质的，当然还有其他材质，不管是木的还是竹简，这是它的形式。书籍的第二属性是知识和思想，是用文字形式来体现的。对于形式的研究很重要的原因，是任何文字是附着在书上的，如果连书本身的物理载体达不到它应有的年限，那么它上面的附着物就不可能超越它。从近代开始，对书的形式研究越来越重要。
校本《郑学》是清代有名的学者孔广林作的。孔广林是当时的大藏书家、大学问家孔广森的弟弟，都是孔子的嫡传后裔。这是他当初的一个校稿，孙星衍拿到之后进行了重新的校勘准备出版，但是这个本子最终没有刻出来。这就引出了未刊稿这个话题了：一个稿本的价值怎么来衡量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是否刊刻，如果刊刻以后是否又进行了变化和修订。未刊稿是稿本中间最有价值的，因为它表明了作者的思想结晶但未被广而流传，并且进行了修润整理，并非学术观念的初创。当然，首先要注重名人的名著这样一个前提，如果是一个不见经传的人，是不是孤本、刊刻与否都没有什么价值可言。这件共8册原稿以20万元成交。
《契丹国志》：清影元抄本，从内容上讲比较重要。辽史比较混乱，到现在也没有太理清头绪，说法不同。《契丹国志》一般说是南宋叶隆礼撰，也有不同的说法。余嘉锡认为是假托的，他在他的《四库提要辩证》里专门谈这本书的作者问题，但肯定了“纵属伪作亦出自元人之手”。研究辽史比较困难，因为辽史是最草草而成的，除了《辽史》之外就是《契丹国志》。它即使是伪作，也是元代人做的，比较接近那个阶段，故称之为很重要的一本书。
《契丹国志二十七卷》清影元抄本 汪士钟批校 唐翰题、章钰题记 一函六册
此书上面的朱笔是晚清名家章钰题的详细跋语。意思是说这个书很重要，是没有经过改的抄本。对抄本研究比较深的，当代属上图的陈先行先生。这个抄本的难弄之处在于必须对它的内容有较深的把握，才能知道它的好处在哪里。它相对于刻本断代等要难得多。
古书必须要深入研究，才能知道它的好处，古书的抄本更是这样，只有它才最接近于原貌。历史上，抄本曾经很贵，但在今天价位没有上去，原因就是今人喜欢简单直观有视觉冲击力的东西，像这部6册抄本，5.5万元起拍，才拍到8.2万，这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。
旁边墨笔写的几个字，是唐翰题写的。他谈到这里面的校字出自汪士钟之手。汪士钟是清中晚期苏州的第一大藏书家，像黄丕烈百宋一廛的藏书基本都归了汪士钟。他是当时的大财主，他家是苏州最大的布商，还有自己家的码头。汪士钟毕竟不是学问家，所以他的藏书中有他亲笔校过的书就很少。可能我孤陋寡闻，这是我知道的第一部汪士钟校过的书，我觉得这是书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掌故。
《孟子私淑录三卷》清戴震撰 清抄本 民国胡适跋 一册
总而言之，买一部书，它的特殊性或者它的唯一性是确定书价的一个重要的着眼点。也就是说物以罕为贵，这在藏书上面也是普遍存在的。当你确定买某部书的时候，一定要考虑这部书的独特之处。通过独特之处来决定你花多大价钱来买某部书，敢于把价格定到什么价位进行竞价。
抄本《孟子私淑录》的着眼点有两个：第一是右边的题记，是胡适的手笔，写于民国三十七年二月一日。题记中有“戴东原先生的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写完之前，有两个稿本，一名《绪言》，一名《孟子私淑录》”。胡适说的《绪言》早有刻本了，《孟子私淑录》就是这个抄本。为什么以抄本流传？因为这个书发现得很晚，是国学大家钱穆在抗战年间发现的，是照旷阁的抄本，然后大家才认识到还有这么一部书。
此书涉及到学术史的问题。戴震是一流的大家，因为清代主要以汉学派作为主流，其他学派被打压和不受重视，汉学派两大学派之一皖派的代表人物就是戴震。主流的藏书观点就是要关注著名学者的著名著作，如果这个著名著作是未见流传著录，当然就更为稀见。这个抄本虽然下真迹一等，也是很难得的。《孟子私淑录》是很有争论的一部书，对研究戴震晚年思想的变化有很重要的价值。按戴震的说法，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著作，平生著作最重的即是该书。但是由于学术观点的争论，即使汉学派中的皖学派也很少谈这部书，认为戴震学问并不在此。该书从研究方向和思想内容而言，已经背离了古文汉学派的观念了，有点类似于谈义理，通过义理来重新审视人生价值观的哲学，而不是学术的问题了。因此这个抄本价值很大，一册书以5万元成交。
《大般若波罗多密经》是佛经，出自敦煌藏经洞。发现敦煌藏经洞以后卖出来了大量的东西，虽然到1908年我们收归大部分，但其中的珍品被弄到英法去了。敦煌藏经洞所藏之物的价值自被世人发现后就争论不休，历史上的两派到现在还在争论，就是藏经洞究竟是珍宝馆还是垃圾堆。一派认为是当初没地方堆，放下的垃圾偶尔被封上了洞，流传到今天成了珍宝了。但是该洞确实流传下来了很多稀见的文献，尤其是它流传下来的一些很特殊的文字的东西。稀见文字的写经大部分被带出了国门，国内流传的藏经洞所出经卷大部分是汉文经文类的佛经。藏经洞的发现堪称20世纪初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发现之一，然而这段辉煌的历史大发现却成了中国人的一段耻辱记忆。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持续增强，国内收藏家对自己民族传统的标志性藏品青睐有加，所以唐人写经在拍场上持续涨价。唐人写经10年前有一个行内不成文的规矩，平均1米1万元，现在上涨到1米大概3-5万元。这还不包括特殊品种，比如唐代之前的两晋南北朝到隋代的写经，价值要比这个平均值高10倍甚至上百倍。比如像玄奘的唐永徽三年带款的，一般情况下在120-200万之间。带款和不带款对于一部书很重要，对于佛经也是如此。这一件从15万起拍，拍到32万，它是7.6米长，大家可以折算一下1米多少钱。
活字本
活字本是中国毕升发明的，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。但是中国古书从宋流传到今天，活字本占古书比例的1%-2%。这个比例低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，为什么我们是活字本的发明故乡，但是我们的活字本流传如此之少？根据不同的观点来说，是因为中国文字的原因。中国是表意文字，有大量的不同的字。《康熙字典》有48000个，《中华大字典》有5万多个。要备大量的字才能够印书，就很麻烦。
活字本利于大批量地印书。可是因为中国古代的书业没有进入到真正的商业化，绝大多数是刻在家里头慢慢地印，所以使得中国的书变得有很多不同的版本，很复杂。古人没有版权意识，刻了一套板子放在家里，过了两年突然发现自己的学术观点又有所修订，就把其中的某几块书板撤掉，重新刻几块新的继续刷印，接着对外卖，不做任何的改版说明。
我提醒大家：当某一部书没有一页一页对下来，不能草率地下断语说自己有了这本书。这是古书很特殊的原因。但活字本不会，活字印书不是将整套书的版页全部排版完后印刷，而是排几版印几版，印完后拆版再排下几页，循环重复来使用这些活字字钉，所以活字本没有递修的概念，活字本也没有再刷的概念。
一部书稿作者是在家里长期修订，可能在一生中多次修订完善，如果家中备一套活字来刷印自己的著作，做这套活字要很大的成本，每次做新的校改修订都需要重新排印书版，费时费力，远不如抽换几块木刻板便捷。所以在中国古书中，活字版流传得极少。我们今天见到的活字绝大多数是乾隆之后，即使这样，活字本依然很少。在以前，这方面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。因为对活字本的研究是从形式角度来讲求的，而历史上正统的藏书观最为看重的是书的内容，收藏书籍最为看重的是该书有否特殊的校勘价值。第一个系统收藏研究活字本的大藏书家是周叔?先生。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用了10年时间，收集了将近400本活字本，后来捐给了天津图书馆。
系统地研究活字本其实到现在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。韩国一直在和我们争活字本发明权问题。他们认为今天谈的毕升的活字本，只有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中那么几百个字的记载。按照西方的观念来说，孤证不能称之为证据，我们现在找不到其他的佐证。到现在为止，流传最早的活字是明弘治三年的本子。
《会通馆校正宋诸臣奏议存卷八十、八十一》明弘治三年华燧会通馆铜活字本 一册
《会通馆校正宋诸臣奏议》存两卷。它是中国活字本流传最早的本子，明弘治三年（1490），由弘治年间的一个大财主华燧印的。这个印本很有名气，印得模模糊糊的，深浅不一。这恰恰是活字本的标志之一。它不能像木刻版那样把字面修得十分平整，印面不平致使印出的字深浅不一。当初这部书出了50部，流传确实少。在此之前，我们还没有发现活字本的实物。韩国流传的活字本比弘治三年要早，争论开来我们底气差一些。这恰恰给藏书家一个重要使命，就是从历史上发掘出前人没有注意到的东西，通过它来印证学术史。这是藏书最重要的一个价值。
它不但是我国流传最早的活字本，还是流传最早的铜活字本。虽然这个铜活字本是有争论的，认为中国那个时候铸铜的技术还不行，比如青铜实际上里面含锡、铅比较多，认为应该是锡铅合金，因为没有实物也不能论证。这一件很重要，还有一个原因。现在只有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全的，其他馆都是残本。比如上图有藏21卷是残本，各家存的残本卷数中都没有这两卷，就是卷80和卷81。它就变得很有价值。虽谈不上孤本，但它已经很稀见了，又是印刷史上的标志性的，应该是藏书史上的名物。一个残本，最后以10万元成交。
《颜鲁公文集》是唐代书法大家颜真卿的集子，他被封为鲁国公，故后世称其为颜鲁公。这本书是他的文集中流传至今编辑最早的一部，虽然宋代就有人编他的文集，但是宋版的该书失传了。这个铜活字本现在为止也就流传两部，很稀见的，北大一部，国家图书馆一部，这是今天已知的是第三部。又因为它是全的名人的集子，更显珍贵。它是安国印的。嘉靖年间，安国是当时的首富，又叫安百万，日进千金用斗量。因为铜在古代又有钱的意思，铜和钱古人基本是等值的，所以有很多铜能够用来铸铜活字印书，那属于今天很有钱的人了。这部书80万元起拍，240万落槌，再加上手续费要280万左右。通过这个例子，大家知道了铜活字的市场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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